“中超各俱乐部在此携手同心，愿与中国足球重新上路，再出发！”这句话来自25日的中超16支球队共同制定的公约。当日下午，2020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足球政策说明会在北京召开，新赛季的多项政策浮出水面。

新赛季中超将限制俱乐部支出，2020年支出限额为11亿元人民币，薪资为总投资60%。2021赛季相关数字进一步下降为9亿元和55%。中国足协鼓励俱乐部优化股权结构，要求在2021赛季开始前完成俱乐部名称中性化。

围绕限薪，中国足协做出以下规定：国内球员在2019年11月20日之后签订的合同为新合同，税前顶薪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，入选国家队球员上浮20%。U21球员税前年薪不超过30万元人民币，如达到出场标准则不受此限制。

外籍球员在2020年1月1日之后签订合同为新合同，新签工资不得超过税后300万欧元。转会方面，在保留5个无年龄段限制球员转会名额外，职业联赛将放开U21球员转会的人数限制。据了解，中超俱乐部此前一直按“5+3”的政策执行本土球员转会。在外援数量上，新赛季中超各俱乐部全年累计可注册7人、同时可注册6人、报名5人、上场4人。

与施行了两个赛季的报名4人、可以上3人相比，外援的政策更加开放。韩国体育新闻网“spotvnews”评论称，随着中超联赛放宽外援数量，预计球员市场将被进一步激活。

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汪大昭告诉《环球时报》记者，无论放宽外援限额还是放开U21球员转会，一定是有人欢喜有人愁。强队有钱，就能挖来更多的外援和U21球员。

没钱的队就难了。同时也要注意放开U21可能引发的人才争夺低龄化。

汪大昭说，有人认为请外援能促进国内球员提高水平，而且可以繁荣中国足球市场。这有一定道理。

但从目前效果来看，大牌外援并没有把国内球员水平带上去，而市场火爆如果一直靠花大钱请大牌，那么这种繁荣就有泡沫。谈及俱乐部名称中性化，汪大昭表示，如果俱乐部只有一个老板或由集团下的几家子公司组成，缺少社会股东，那肯定要冠名，只有真正实现股份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

欧洲和日本的俱乐部有几个甚至几十个股东，且彼此之间没有联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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